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（3）——康熙青花「圣主得贤臣颂」笔筒
金立言（佳趣雅集学术顾问）
在前篇关于康熙青花万寿尊的介绍中，曾提到过两件由攻玉子创作的《万寿尊赋》笔筒，它们曾在拍卖会上先后亮相。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林业强先生经过深入研究，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，即万寿尊的烧制时间并非传统认为的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年）时为庆祝皇帝六十大寿而特别烧制的贡瓷，而是应追溯至康熙中期，这一结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万寿尊的更加精确的历史背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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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（1）——康熙青花万寿尊]()
在康熙二十年至三十年间，景德镇盛行以长篇诗词为题材的青花笔筒。许多笔筒上都有「攻玉子」的落款，这表明“攻玉子”是一位擅长在瓷器上书写长篇诗文的书法家。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，带有“攻玉子”落款的纪年器物最晚不过康熙三十年（1691年）。正如林先生所言，这两件描绘万寿尊烧制背景的《万寿尊赋》笔筒，可以被视作万寿尊的“出生证明”，因此我们推断万寿尊的制作时间应当是康熙中期，即康熙二十年至三十年（1681-1691年）之间。
这些青花笔筒常常融入浓厚的文人气息，既是器物，又承载着诗文之美。部分笔筒的底部标有“大清康熙年制”的款识，这些款识的书法力道十足，独具风采，和康熙官窑的其他作品相比，具有一种鲜明的个人特色，尤其与豇豆红这一系列的文房器物（日本称为“桃花红”）有着相似的书写风格。
▲ 图7 清康熙 豇豆红八大码
这类以小口微撇的太白尊、流畅优美的柳叶瓶、印盒以及笔洗等为主的文房器物，多书有六字官窑款，其书法风格无疑出自同一位艺术家的手笔。近年的研究表明，这些款识苍劲挺拔的官窑作品，出自康熙中期，特别是在臧应选担任督陶官期间，一位名叫刘源的艺术家设计了这类瓷器。
刘源不仅精通书法，还擅长绘画，才华横溢，许多由康熙臧窑烧制的瓷器便出自他的设计之手。更有甚者，他参与了多种御用木器和漆器的制作。位于北京故宫的康熙帝进献的砚台上，刻有“康熙十八年五月恭制·小臣刘源”，这款砚台被认为是清代砚台中的佳作之一。《清史稿》对刘源的评价极高，称其“呈瓷样式数百种，参古今之式，运以新意，备诸巧妙”。他的作品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，堪称臧窑的代表作。
此次我们所介绍的“圣主得贤臣颂”青花笔筒，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。这件笔筒配有精美的东瀛漆盖和木盒，盒盖内还墨书题记“明治卅四年□□十九日，清国钦差专使大臣那桐□□献上，四个之内”。这表明，这件笔筒在晚清时期曾作为国礼被送往日本。
这件器物与义和团事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1900年，义和团起义爆发后，西太后逃离北京，前往西安。在这一动荡时期，日本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不幸遇害，引发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。为了平息这一危机，清廷在次年7月派遣了重臣那桐（1856-1925年）前往日本致歉，为期56天，并在其《东使日记》中详细记录了此次访问。
根据《东使日记》，那桐在日本滞留期间，除了为杉山彬扫墓，还拜访了明治天皇、皇后及东宫太子（即后来的大正天皇），并分别赠送了包括康熙青花瓷器、玉器、漆器、青铜器和刺绣等珍贵国礼。这件“康熙青花圣主得贤臣颂笔筒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《东使日记》详细记录了那桐在日本的活动，而其访问时间与盒盖上的墨书日期完全吻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作为珍贵的近现代史料文献，《东使日记》以及那桐其他时期的日记，已被结集成书，作为研究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资料。
这件笔筒，承载了历史的风云变幻，经过多年的流转与波折，最终在2018年的香港拍卖会上再度现身，并以超过600万港币的价格成交，成为了藏家和历史学者争相收藏的瑰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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